生物质能源曾和风能、太阳能并列为三大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国家全力发展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十几年来，风能、太阳能发展得风生水起，唯独生物质能越来越举步维艰。投资建设了差不多10年的生物质电厂，目前大部分陷入亏损，有些甚至停产；生物质成型燃料行业也是困难重重，国内多数秸秆成型燃料企业处于亏损甚至停产状态。

  国家《生物质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生物质能年利用量要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但据记者了解，截至2014年底，生物质能实际利用量仅为3000万吨标准煤左右，“十二五”目标看来有可能落空。

  发展生物质能源既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焚烧秸秆造成的污染，又可以变废为宝，增加农民收入，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为啥做不好呢？

  生物质能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消费总量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位居第四位。生物质发电，主要是通过将秸秆、蔗渣、城市垃圾等生物质原料直接燃烧或转化为可燃气体后燃烧，产生热量进行发电，具有资源分布广、环境影响小、可以永续利用等特点。

  论起步时间，生物质能和风能、太阳能差不多。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1亿千瓦，规模世界第一。太阳能光伏产业更是遍地开花，不仅产能世界第一，去年国内光伏电站建设投产也已突破1000万千瓦，居世界前列。在风能、太阳能“风光”的同时，生物质能却惨淡经营。

  生物质能的困境其实就三个字：成本高。比如生物质发电，1千瓦时的发电成本差不多在0.7元左右。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价格同样不菲，生物质压块燃料的价格为600—800元/吨，生物质颗粒燃料价格为8750—12050元/吨。与同等热值的煤炭比，这样的价格显然没有优势。近两年煤价下跌，一些产煤大省的煤炭发电成本为0.3元/千瓦时左右。这也是导致生物质锅炉改烧煤炭的直接原因。

  问题来了：煤炭是要从地下挖出来的，而秸秆是农民可以在田间地头烧掉的废物，它的价格怎么会高过煤炭呢？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能专委会秘书长肖明松和记者说，生物质燃料的产业链中，有一定的问题最多的是“收储运”环节。我国的农林生物质原料分散、多样、收获期短，收集、运输、储存难度大，大场地难找，防雨、防火、防霉变要求高。农民一家一户烧掉秸秆可以说没有成本，但是要大规模集中起来，就需要仔细考虑配套打捆机、粉碎机、烘干机，加上人工等，投入就很大，成本一下就上去了。

  记者曾经到山东一家生物质电厂采访，这家装机容量3万千瓦的电厂一个月就要烧2万吨秸秆，一年就是24万吨，光料场就要占100多亩地。而且，生物质不像煤炭，产运销都没有成熟产业链条，加上密度低，所以收储运的成本都很高。所以，这家发电企业自投产之日就陷入亏损。电厂负责人和记者说，电厂年发电量2亿千瓦时左右，当时的上网电价是0.594元每千瓦时，总收入有1亿多元，但去掉燃料成本、税费、折旧、还贷等，企业每年要亏损上千万元。

  生物质成型燃料企业也面临同样困境，特别是近年来煤价的下跌和国家补贴的变化，更是让这一些企业雪上加霜。比如位于淮安地区的江苏国绿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由于没了政府补贴，企业陷入产量越大、亏损越多的窘境。

  新能源成本高也算是行业的通病。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起步阶段政府补贴是惯例，风能、太阳能离不开补贴，生物质能也同样。因此，谈到生物质能今天的困境，不少人将之归结于国家补贴政策的变化。

  据了解，为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发展，2008年，财政部印发《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实施之后，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量由2007年的不到100万吨增至2012年的550万吨。然而，由于经营不规范的小规模企业过多，以假发票、做假账及虚假销售等手段骗取国家财政补贴的行为屡见不鲜，因此从2013年开始，财政部暂停了秸秆能源化利用补贴政策。

  据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统计，取消补贴以来，国内大部分的秸秆成型燃料企业原计划扩大规模及产能的计划落空，直接影响到了成型设备的销售，企业基本处于停产或亏损状态。

  业内人士还拿出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调研的结果呼吁国家不能“断奶”：全球生物质炉灶企业主要都是通过补贴实现盈利。50%的生物质炉灶企业和46%的生物质/煤炉企业都得到过补贴，补贴资金可占到企业营收的72%—74%。

  仔细分析显而易见，风能、太阳能的成本高和生物质的成本高，有本质不同。前者的高成本根子在设备造价，因此，只要规模上去了设备造价自然会下来。以风电为例， 10年前3兆瓦以下的风机每千瓦造价都过万元，而如今已经跌破5000元。陆上风电每千瓦时发电的成本也从最初的0.7—0.8元下降到了0.3—0.4元。这就是说，国家在电价上适当补贴，风电就可以发展起来。而随着规模扩大，这个产业是能轻松实现自我良性发展的，那时“奶”是可以断的。生物质能则不同，它的高成本不是设备而是燃料。而由于生物质燃料的特殊性，其价格可能没办法简单地和规模成正比。因为扩大规模就要扩大秸秆的供应半径，而半径越大，收储运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对生物质能源的补贴可能远比风能、太阳能复杂。

  正是这一原因，今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将主要是采用竞争性分配、因素法分配和据实结算等方式。从补贴政策的变化显而易见，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给奶”也要体现市场化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大水漫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认为，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才是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的关键。目前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市场并未形成，因此政策应当在提高生物质能商品市场竞争力上给予扶持。有人反映现在补贴门槛高了，其实国家制订补贴政策的初衷就不是鼓励生物质能源企业因陋就简、遍地开花，而是鼓励企业专门从事生物质能源，培养骨干型企业。

  补贴有实力的企业，让生物质能企业不断做大，这和生物质能资源分散、集中规模成本过大会不会矛盾？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能专委会的专家觉得，我国是小农农业，以户为单位的种植模式，导致秸秆资源分散性、多样性、小规模，成型燃料也无法与化石能源相比，市场半径不宜过大。因此，成型燃料最好的商业应用模式应是：立足本地，就地产出，就地使用。

  不做大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做大又有资源禀赋的困扰，一些地方探索出的“公司+网点+农户”模式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思路。“公司+网点+农户”模式的核心是化整为零，把大规模化解成众多小规模，这样，公司化运作能轻松实现规模化经营，遍布农村的网点又能解决秸秆只能就近收储运难题。而与农户结合，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还能解决原料供应和终端应用问题。业内有经验的人指出，只有让产业链上的利益相关方实现分工协作，并都能从中受益，才能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生物质能的“断奶”就非常有可能实现。比如河北天太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在多个地方设立秸秆加工点，仅2013年就在河北省建立了50余个秸秆加工网点，具备了年产15万吨成型燃料的生产能力，从而形成了多个成型燃料生产基地，实现了规模化运营。